果壳心理创始人郭磊专访
一颗漂洋过海的种子
 

成立果壳心理之前，郭磊并不清晰自己这些年在寻找什么。

早在“消失的课间10分钟”被人们广泛关注之前，他对于学校老师的拖堂、占课、压缩学生的休息时间以获得更高的教学成果，已经开始有一些思考。

在那部展现各国教育理念的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还没有问世之前，郭磊决定去外面看一看，他选修了英国某大学的社会学，对人在社会中的行为，他一直想要有一个更深入的研究。

教授告诉他，从80年代开始，文化心理学家就发现，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表达情绪，尤其是心理压力。这个过程被称作“躯体化”。

2004年，一个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进行的抑郁症临床研究项目发现，受访者中，76%美国华裔在初级诊疗中描述的症状大多为躯体症状。“这个结果表示许多美国华裔不认为抑郁情绪是一种症状，从而不会向医生报告。”

但研究者也发现，中国人很难逃脱另一种疾病，即神经衰弱。在某次精神疾病调查开展的时候（1980-1990年间），80%-90%的精神科门诊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。神经衰弱的症状包括虚弱、疲劳、失忆、晕眩、头痛、失眠、慢性疼痛等。但在1940年，美国医师们就开始质疑神经衰弱诊断的正当性。

在知道了中国式躯体化后，郭磊开始查阅各类文献，但始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。郭磊说，“有很多人写文章，说中国人心理比其他人更简单，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成熟。”“我并不是非常认可。”

但他也确实在另一种文化里被冲击了，他看到国外的父母在对待孩子上的不一样，不再事无巨细、亲力亲为，但也不会过度纵容、缺乏尊重和边界。

“和善而坚定”是一个被践行得非常普遍的词汇。

英国留学后，郭磊有机会在日本工作五年。

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日本人教育孩子的特点：重视身体素质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规则意识，更重视集体利益，不要给别人添麻烦。

很多日本人对职场礼仪的过度担心，比如参加聚会穿什么衣服，都要按规则来，完全不会违反规则的状态，也让他感到饱受束缚。

对家庭关系和抑郁症的关注，让他开始研究什么是更适合中国人的家庭关系，更深入地钻研心理领域精神分析、行为疗法、认知疗法、存在主义等不同的流派特点和技术。

回国之后，他见到了很多海外教育界专家、中学教师、医院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业内专家，发现相对于欧美文化的尊重个体和自由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个体与家庭的关系，而家庭关系的发展是否健康，对个体的发展也影响极大。

做一家科学、专业，以心理技术为基础的平台的想法，开始在郭磊心中萌发。
 

 

萌发 

对人的情绪、抑郁类问题的长期关注，使得他在从业时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理教育行业。

说几乎，是因为彼时大众对于心理的认知，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“精神有问题才会去看”的范畴。

没钱，没认知，没投资，是彼时心理行业的一个现状。

当时郭磊也有其他选择，K12行业正发展得蒸蒸日上，他和朋友创建的“学起来”平台收益也非常不错。

舍热门而逐冷门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太划算。

直到郭磊在网上看到一则“旧闻”，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有考古学家在河南省洛阳市发现了一座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粮仓——含嘉仓，其中完好保存着超过六十万斤稻谷粮食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在粮仓的夹缝里沉睡千年的粮种，被科学家精心给予适宜的环境之后，居然真的生根发芽，并且破土而出。

种子的生命力居然如此顽强，在感叹之余，郭磊突然想到：不仅是植物，所有的生命都会在环境不适宜时，顽强地封闭自己，保护自己，环境适宜时，就会生根发芽，破土而出。

心理学，就是一门跟生命有关的科学，能把科学和人链接起来。

基于这样的初心，来自爱丁堡大学、中国科学院、清华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心理/精神医学硕博专业人士联合成立了果壳心理。

经过反复的论证之后，果壳心理定位于以青少年心理咨询为特色，专业心理咨询及家庭指导为差异化，为中国家庭提供定制化、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服务解决方案。

而直到2019年10月12日，第一届中国心理咨询师发展大会才在青岛召开，对于青少年咨询、家庭教育的探索，果壳心理已经走过了摸索期。

生长
 
真正身在其中，郭磊才发现，国民心理健康状态的现实，远比想象得要严峻。

青少年、教师等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逐年呈增长趋势，心理健康问题、极端问题在校园和家庭间频发。

早期他关注的抑郁问题，已上升为一个社会性问题。虽然社会、学校的心理讲座越来越频繁，但抑郁的人群还是在无声无息中，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隐形群体。

2019年数据显示，我国抑郁症约有9500万患者，而抑郁障碍及焦虑障碍居各类精神障碍疾病的前两位。其中“快乐感缺失”是抑郁患者最典型的核心症状。而很多含蓄内敛的中国人，却羞于就医、拒绝规范治疗，只因怕被认为是‘玻璃心’、‘抗压能力差’。而他们身边的家人和同事也会简单粗暴地认为，只要讲道理、安慰一下就可以了。例如：

“哎呀，你这不就情绪低落吗？出去逛逛就好了，别想那么多。”
“去运动运动，跑跑步，锻炼锻炼就好了的，没那么复杂。”
“你这就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”
 
尤其随着三年疫情的结束，不得不上网课来进行学习的青少年群体中，爆发出了一大波厌学网瘾的情况，焦灼的家长，沉默或者暴躁对抗的孩子，这些压力，不是在行业中有着严格专业训练和丰富应对经验的咨询师们，很难感同身受。

《2022年国民抑郁蓝皮书》调研了几千位抑郁症患者，对于引发抑郁的原因，分别有86%和68%的患者认为：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情绪压力和家庭亲子关系；其次是亲密关系和职业发展，分别占45%和35%。

对青少年患者而言，父母是其就医前极为关键的一环。他们能否及时察觉孩子的异动，并给予有效的关注和引导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病情走向。

遗憾的是，家长都只看到孩子的行为表现，却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，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、青春期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。长此以往，导致青少年的抑郁之路“道阻且长”，甚至出现自残、自杀等倾向。

13年来，果壳心理以及背后的专家团队，先后为100000多个家庭提供不同的定制化家庭心理服务。在日复一日的沟通和复盘研讨中，团队独家研发的“果壳心理调节模型”，目前已经升级至第八代，在具体实践咨询中得到大量家长的好评。

随着果壳心理行业知名度的增加，郭磊越来越多地被问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抑郁？

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王登峰有一个观点：在中国人“性本善”的文化中，善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，所以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刻提防着暴露“恶”，并极力去掩盖内心深处的东西，这使中国人更倾向于做表面文章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在沉重的枷锁中桎梏着。这就是中国人“抑郁”的温床。

他对此深表认同，中式家庭关系的亲情捆绑和羞于赞美，导致抑郁症在中国变成了一个不被理解的疾病，经常被误解为：不开心、自卑、内向、沉闷、矫情、懒、没病找病。  

然而，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共识，即抑郁是由三种不同因素引起的，表现为：生物学原因（基因）、心理原因（如何看待自己），以及社会原因（社会共同生活的广泛方式）。现在普遍的抑郁症治疗只关注于药物，忽视心理解决方案，更完全忽略了环境解决方案，成为抑郁症治疗的一大误区。

“所以，对每一个家庭工作，让家庭的内核和环境发生改变，这才是新动力产生的根源。”他说。

秉承这样理念的果壳心理，也是业内较早探索“线下+线上”指导模式的，并于2020年3月成为青少年心理领域“全流程线上咨询”的先行者。因为突发疫情而开启的线上指导服务，由于私密性、便捷性、高效性而大受欢迎，具有独特优势，取得了明显超过线下的指导效果。

截至目前，果壳已发表原创心理科普文章700+篇、科普视频800+个、知乎原创回答200+篇、原创短视频1000+条。曾获百度新闻、人民日报等媒体专访。

对于果壳心理这些年所做的事情，郭磊举了一个例子：心理医生德里克·萨默菲尔德（Derek Summerfield）曾于21世纪初前往柬埔寨，希望将抗抑郁药物引入柬埔寨。可当他开始与柬埔寨医生交谈时，对方无所谓地表示：“我们不需要它们，因为我们早就有抗抑郁药了。”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位农夫在稻田里工作，不小心踩到地雷，腿被炸断了。医生们给他装上了一条假肢，迫于生计，农夫在短暂修养之后又回到了野外工作。但即使有了假肢，对这位农夫来说，重复之前的工作依旧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因而感到十分痛苦，时常大声哭泣，不想起床，渐渐抑郁。

当地的医生们意识到问题的重点在于生活的困境。于是他们决定，要给这位农夫买一头奶牛，饲养奶牛要比在田野里耕种轻松的多，只要生活重燃希望，那么抑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

医生告诉德里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牛就是抗抑郁药。这个故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动。它说明了一个大家一直以来普遍忽视的真理，那就是当一个人表现出极度痛苦的迹象时，最需要的是倾听他们的声音，以解决实际上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。

最佳的抗抑郁药，是可以滋养生命的环境，就像那颗被存放了1600多年的种子一样，只要安放于适宜的环境里，就可以自然地生根发芽。

莎士比亚说，如果做好心理准备，那么一切准备都已经完成。

尽管面对的是巨大的社会和人性难题，果壳心理的初心，一直都在。